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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革中的普惠金融——宜信的故事
2013-11-05 21:48
责任编辑:地方企业 来源:未知 我要投搞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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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风窗 

  自从2006年孟加拉国银行家尤努斯因为成功开办专为穷人服务的格莱珉银行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贯“嫌贫爱富”、“追逐暴利”的金融业似乎有了一丝改善传统形象的可能。
  格莱珉银行所践行的微金融之路最近几年在全球范围内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热门议题,微金融的定义和解释在不同地区有诸多不同版本,但核心要义却大抵类似,指向那些专门向小型和微型企业及中低收入阶层等金融弱势群体提供的小额度、可持续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活动。
     如果从绝对数量上来讲, 中国恐怕拥有全球最为庞大的金融弱势群体,加之无可比拟的经济活力和越来越多具有企业家意识的年轻人,很多人都认为,微金融在中国应该具有更加广阔的前景。七年前成立的宜信算得上是这个领域最早的开拓者之一,最近两年这家新兴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也在逐步印证着中国的巨大潜力。
   金融领域的决策者们更喜欢使用包容性金融或者普惠金融这些道德色彩更浓厚一些的表述来阐述服务于金融弱势群体的微金融模式。9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还在共产党内最具权威性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详细阐述包容性金融的发展,并将这一理念与当下执政党大力推行的政治教育活动“践行群众路线”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这篇文章不仅引发了金融行业内部的热烈讨论,同样引起了外部的高度关注。


 


         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表明,在大部分领域,只有当政府的政治需求和适当的商业模式结合起来时,才有可能迎来突破性的变革与发展。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金融改革备受各方瞩目,甚至超过了所有事项,其原因无非是越来越多人开始清晰认识到金融工具在社会资源重新配置时的基础性作用。在剧烈转型中的中国,执政党所致力的改革事业,其总体目标也是使各类社会资源在不同阶层间进行更加合理的流通和配置,从而保证社会稳定前行。
      从这个意义上讲,宜信这类践行着普惠金融理念的金融公司很可能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机遇,他们所描绘的社会理想、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以及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会给新一轮的金融变革注入一些怎样的元素,值得深入观察。

  金融改革的历史进程

  今天,在谈论金融业的现状时,与很多其他领域相似,人们总是痛陈其封闭、保守,但事实上,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金融业早已经历了实质性的变革。  
  1978 年以前, 中国的金融系统是一个单一的国有银行系统,银行则处于财政系统的附属地位,1979年,邓小平提出“银行论”,称“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银行要为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服务” ,于是,1980年代,金融改革围绕专业银行企业化展开,多家新兴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纷纷成立,初步形成了金融竞争的局面,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也从无到有。
  在这一阶段,国家为了控制金融资源,以政府的力量主宰了金融制度和组织的设立与变革,同时控制存贷款利率,实施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整个1980年代也是中央政府财政实力急剧下降、国有企业经营困难的时代,与此同时,随着改革成效初现,民营企业、乡镇企业迅速发展,民间财富规模急剧增长,政府通过垄断国有银行的国有产权边界,限制新开业银行的数目,控制银行借、贷款利率于市场水平之下来保证不断增加的国民储蓄进入国有商业银行账户,能用来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不仅度过了国家困难,更实现了经济发展最需要的金融稳定。


  1991年,邓小平又提出“金融核心论”,新一轮全面的金融改革随之高涨,这一阶段,中央银行职能彻底厘清,不再发放贷款,而专司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政策性业务与商业业务彻底分离,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专门经营政策性贷款,与此同时,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造也深入展开。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金融业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展开的, 这一阶段确立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金融格局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今天中国金融业的面貌。但核心的问题显然在于产权问题,在既不能放弃银行国有性质,又需要提升其金融效率的前提下,建立多种产权形式的银行,以其迅速发展逐步使国有商业银行在全国金融资源总量的份额下降,从而最后达到提高整个国家金融机构经营效率的目的,成了主流意见。
  在这段并不漫长的金融改革历程中,很大程度上,金融业的每一次变革都是服务于国家转型和经济脱困的总体战略,并且在每个阶段都很好地完成了使命,也正是如此,中国经济能够平稳地实现腾飞,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随着经济腾飞而来的是国民财富的增长,金融资源的总体匮乏极大缓解,甚至产权问题也不再是核心矛盾,结构问题则开始成为最大的困扰,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二元金融”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资源分布的区域不均衡,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远远领先于与其相对应的中西部地区和乡镇农村地区;二是市场参与者的市场地位差距显著,大型企业取得金融支持和服务的便捷性大幅超过中小企业,大型机构投资者投资理财渠道明显丰富于普通居民百姓。
 


图注:宜信的小微客户
 



  毫无疑问,这种“二元金融”格局会进一步加剧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已存在的不平衡状况,阻碍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加深社会阶层断裂的程度。糟糕的金融结构不能将庞大的国民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而只是将大量资金集中于政府主导的基建项目上。在财富的流通中,富裕阶层借助金融工具更加富有,而贫穷者则更加窘困。
  因此在过去5、6年间,中央领导在提及金融业时,如何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民生和小微企业,几乎成了最频繁,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诉求。  
  对中国而言,革除“二元金融”的弊端恐怕更加困难,因为这不是中国所独有的。金融业对社会阶层中强势者的青睐和对弱势阶层的歧视在全球范围内都有着相当漫长的传统。而对这一问题的认真回应,也只是在人类社会即将步入21世纪时才慢慢出现的,理论家们提出了包容性发展的新增长理念,而在金融领域,真正将这一理念成功实现了的正是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尤努斯。
  在孟加拉国这样一个南亚小国,尤努斯1976年创办的格莱珉银行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不断挑战传统的、以富有阶层为服务对象的官僚金融体系,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发展了拥有近400万借款者,1万多名员工的乡村金融网络。
  宜信的创办人唐宁是在美国求学期间,通过学校的导师结识尤努斯的,格莱珉的成就让唐宁相当震撼,尤其是那些一文不名,没有任何抵押资产的穷人,还款率竟然高达98%,这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他过往的认知。2006年,归国六年后,唐宁在北京创办了宜信,高举起了普惠金融的大旗,在这个领域,中国显然有着比孟加拉国更加广阔的空间,不到七年时间,宜信就在全国100多个城市和20多个农村开设了近200个网点,员工数量超过两万人,这样的规模让前去考察的高层领导都颇感震惊。
  一直以来,在公共场合,唐宁都像一个布道者一样,四处推销普惠金融的理念,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时刻,即:怎么用创新的模式,创新的信贷技术和高科技去满足小微的需求,社会中真正活跃的人群,不仅是中小企业,还有微企业、微个人,而宜信两大支柱业务普惠金融和财富管理,前者帮助高成长性人群建立信用、释放信用价值,后者为大众富裕阶层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二者都是具有丰富社会意义和社会内涵的工作。
  这些对普惠金融的价值理想不断的高调言说,为宜信赢得了不错的公共形象,不过,在实际的发展中,宜信却相当低调和务实,它走过的路看起来是一种市场化的自然发育,而非尤努斯那般充满着改造社会的宏大理想。
  唐宁刚回国时,住在清华大学校园里,与很多华尔街归来的人一样,他除了本职工作,还有个天使投资人的身份,在早期投资中,他很重要的一个领域是教育培训,“2006年前后,很多想参加诸如新东方这类培训的学生和家长问我能不能通过贷款的方式解决缺钱上不起培训课程的问题,这个时候,我觉得机会来了。”不过,唐宁找了很多金融机构,没有人愿意干这事,最终是他自己出钱借给100多个参加培训的大学生,试验的结果是这些学生全都还了款。
  这次试验给宜信早期的创业团队和合作伙伴相当大的信心。后来的故事就顺理成章得多了。那些参加培训的大学生开始工作时,又有许多人想干点自己的小生意,比如在网上卖卖东西,线下开个小店之类。宜信又开始忙着满足这批人的新需求,服务起这些小微企业主、工薪阶层等。
  “客户多了,便需要有专门的催款团队、风险评估团队,等这些客户慢慢有了积蓄,又产生了多样化的财富管理需求,使得我们逐渐丰富我们的财富管理服务”宜信首席品牌官吕海燕说,七年下来,宜信其实不过是从客户需求出发,把国外先进的信用理念和财富管理理念引入国内而已,并没有刻意追求什么商业模式。
  到今天,在普惠金融端,宜信服务客户的模式已经相当成熟和丰富:服务于农村贫困妇女的“宜农贷”,受助农户已近一万,;“宜学贷”则主要是通过无抵押贷款的方式,使学生轻松完成各类学习,包括学历教育、IT培训、语言培训、艺术培训、职业技能等;宜信还有专门帮助小微企业进行能力建设的“信翼”平台。
  最近,借着三中全会金融改革议题的热潮,宜信对旗下品牌宜信普惠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品牌传播,他们在北京繁华商业区投放的宣传短片也颇有意思: 杭州三角村一条狭窄的巷子里,80后的农村孩子张小亮和他那间只有5个人的服装厂,艰难求生,从社会底层,一步一步顽强生长和繁荣。宜信普惠将自己定位于中国小微企业的成长伙伴,“走街串巷,帮你分析现金流,还原财务报表。”
 


图注:宜农贷自助的农户
 

          
  过去的这一两年里,这类承载着些许社会理想、贴近市场需求、十分接地气的商业广告,越来越能吸引人们的眼球。在新一轮金融改革的大潮中,与自由化还是国有化,全球化还是封闭化之类的宏大论争相比,宜信这样有明确客户定位的新兴金融服务公司已经开始了更加精细化的耕作和布局。
      
  普惠金融的未来

  不过,微型金融的发展也并非一片坦途,其中,监管便是第一道关口。“金融业往往是创新在前,监管在后,很多从市场需求出发的创新,对国家现在的分业监管提出了挑战,考验政府的监管智慧。”吕海燕说。
  对决策者而言,金融市场的开放从来都是慎之又慎,当下,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可以称得上是井喷前奏,各类产业资本、互联网公司都在跃跃欲试。 对内管制的不恰当放松或盲目转型,很可能引发恶性竞争、过度扩张等,导致宏观风险。
  普惠金融描绘的蓝图自然是值得向往的,在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中,它能够为处于社会金字塔结构下层的群体和小微企业提供精细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从而使得他们能够抓住市场机遇积累资产和增加财富,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文明成果,而不是被甩出金字塔之外。
       但只有建立了可持续赢利模式的金融服务体系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普惠。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试点的小额信贷算得上是更早的普惠金融模式,据有关统计显示,2010 年,各地政府发放的小额贷款总额已达90 多亿元,但大多成为“有去无回”的资金单项投放,不具有任何可持续性,在学界也被称为构建在福利主义基础上的微型金融体系。
  与之对应,宜信这样有着明确商业目标的金融机构所践行的微金融之路,则可称为制度主义基础上的微金融,通过在微型金融活动中植入市场机制,可以成为金融机构增加盈利的新领域、新空间。国外早已有过相当多的成功案例,一部分小微金融机构通过合理的模式建构,盈利能力非常强大,甚至与全球商业银行前100 强齐名。然而,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不少微型金融机构一旦盈利水平与大型金融机构看齐,就会逐渐远离社会弱势群体,而掉头追赶“高客户群体”去了,因为此时此刻,他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资本与技术实力,可以为高端客户服务了。从本质上看,这正是“看不的见手”调节金融活动的必然结果。
  正因为如此,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在新一轮金融改革的方略中,需要在国家层面制订一个总体的金融包容战略,用以统筹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的行动,使得各项政策形成合力,为先行者的开拓之路提供清晰的目标和制度保障。使不同所有制、不同金融市场、不同金融工具在法治框架下并存发展、互为补充,真正改善小微企业、普通百姓、“三农”等金融弱势群体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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